中國的黃金增長期仍將持續
近日，素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美國紐約大學的經濟學家Roubini預言，中國經濟將在2013年後硬著陸，再次引發了關於我國經濟增長前景判斷的一場爭論。本文4月14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在Roubini博士的預言之前（4月21日），文章的內容與觀點可以作為對Roubini教授的一個回應。
有的研究機構認為中國經濟仍將保持較快增長，有的則認為中國經濟將明顯放緩。最令人擔憂的是，“吃”了30年的人口紅利即將枯竭，接連發生的“民工荒”即是表現。筆者認為，人口紅利並未枯竭，而是有可能正在浪費。別讓中國的“黃金增長”中斷，需要釐清的問題又何止人口這一項呢？
日本地震加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
2011年世界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是：極其複雜，前景不明，增速不會太好，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不平衡仍將比較突出。 其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政府不同程度採用了凱恩斯主義政策應對，扭轉了經濟下降趨勢，托起了股市，經濟得以快速走上復甦軌道，但是這種複蘇是脆弱的，整個經濟體系中需要通過危機爆發方式進行修復的弊病，並沒有根本上得到改變，能夠帶來下一輪長周期的新經濟(310358,基金吧)新亮點也沒有出現。雖然熬過了危機，卻沒有“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其二，各國的情況差別較大。從短期看，美國的科技力量全球最強，雖然並未產生革命性的新經濟，常規性的創新、漸進式發展仍然是領先世界的，高效率的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快速、勞動人口比例高、儲蓄傾向低、內需易恢復等，都為美國經濟走出困境提供了巨大助力。而美國的複蘇是全球經濟復甦的重要條件。目前失業率偏高，但從趨勢來看，美國失業率已經出現下降，房地產市場企穩反彈，房屋價格和新屋開工同樣處於底部回升態勢。
美國的不確定性更多地來自政府債務問題，據統計，美國的國家債務水平已經達到美國GDP的100%，美國為了順利發行國債，相信其國債利率會很快達到5%的水平，每年利息支出將接近1萬億，達到每年財政支出的40%。其他經濟體必須忍受輸入性通脹的壓力。美國國債有很大一部分為境外投資者和其他國家持有，美國財政擴張的政策可能會動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造成國際貨幣市場的動盪。
歐洲經濟的問題比美國嚴重，整體失業率過高，通脹有抬頭的趨勢，唯有德國堪稱“歐洲驚喜”，經濟比較穩定，失業率較低，德國央行行長韋伯預測德國2011年的GDP增長將達到2.5%，為歐元區經濟復甦提供了牢靠的基礎。袁教授說，歐洲經濟的根本問題在於，高福利制度導致社會成本太高，其創新能力又不如美國強。他認為，歐元區根深蒂固的製度安排阻擋了勞動力自由轉移，聯邦製或許是必須走的道路。
至於日本，最主要的問題是人口老齡化程度過高，而養老和退休福利等社會保障成本決定了日本企業和政府都必須付出較高的非生產性成本。日本政府債務水平很高，債務存量接近GDP的200%。日本經濟的複蘇和快速發展受到人口結構變化和高額財政赤字的威脅。最近發生的地震又導致日本資產價格下降，日元匯率波動造成對外貿易的不確定性。袁志剛指出，地震給日本經濟造成的困難，最根本的在於日本人口結構，已經難以支撐大規模基礎建設的勞動力需求了。
好在，日本地震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從需求方面講，地震對中國出口的正面影響（重建需要更多進口）和負面影響（日本經濟受損需求下降）部分抵消，短期內負面影響可能較大；中國對日本出口只佔中國總出口的7.7%，歐美經濟近期需求走高，對中國出口需求有所支撐。從供給方面來看，短期內東亞電子產品生產鏈斷裂可能影響中國加工貿易出口，但是由於電子產品生產週期較短，影響應該不大。國際商品市場受日本生產停滯的影響可能出現原油、鐵礦石等價格下跌，對中國降低輸入型通脹有幫助，但隨著日本重建，這種影響可能會反轉。
不應浪費人口紅利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豐厚的人口紅利。有沒有想過，中國的人口紅利一旦消失，中國的經濟增長還能否延續？
其實，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人口紅利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但確是重要方面。
有研究機構已算出中國人口目前平均年齡大約是34.2歲，這個數據與日本上世紀80年代上半葉的水平相當。日本經濟泡沫滅於1990年，當時日本人口平均年齡是37.4歲。中國的平均年齡到2020年大概也差不多37歲多點。簡單類比，根據日本經驗，中國經濟到達緩慢增長的時候或許就在2020年。所以中國的人口，尤其是大量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下降，至少也要到2015年以後，目前還沒有出現人口紅利的拐點，也就是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應該是個過程，而且已有專家批駁了劉易斯拐點的“點說論”，認為不存在某個具體的“點”。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中國的人口結構存在隱患，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問題已經凸顯，而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本身是造成勞動力短缺假象的根源。
如今，中西部的人口紅利已經超過東部地區，東部的勞動力優勢不再。東部地區要繼續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必須要利用中西部的人口紅利，從而必須要吸引中西部勞動力到東部就業和生活。現階段，一方面戶籍制度控制著人口流動，農民工到城市不能享受城市的福利水平，卻不得不承受城市的生活成本，同時通貨膨脹和房價、房租的上漲也快速抵消了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微薄收益；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快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低廉的土地價格和勞動成本促進了資本的大量轉移。雖然國家政策向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傾斜，基礎設施建設規模也很大，但是中國不可能走日本經濟發展的道路。日本新幹線開通之後，落後地區的工業發展赶超發達地區，新幹線沿線的中小城鎮服務業也獲得了很快的發展。中國國土跨度很大，人口分佈相對過於分散，如果採用日本的發展策略，採取就地城鎮化的方式，將造成人口集聚程度過低，不同地區物流和統籌成本過高，不利於工業集中所帶來的效率提升。中國人口分佈的現狀實際上是由戶籍制度等人為因素或房地產市場發育不成熟所造成的限製造成的，這本身意味著對人口紅利的巨大浪費。東部沿海在地理和氣候方面的優勢決定了其較高的人口容納能力。此外，東部沿海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限制也造成了基礎設施存量的巨大浪費。
要有勞動力源(600405,股吧)源不斷地從土地上釋放出來，這是中國“黃金增長”不致中斷的根本。換言之，農業必須實現現代化。而農業現代化不能依靠政府投入，農業必須從被動的部門轉化為主動的部門。這需要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農民宅基地的合理界定，這是農民脫離土地走向城市的初始積累；二是社會保障的完善，政府則通過政策槓桿進行收入調節。筆者建議東部地區通過提供大量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在確保安全、質量和環保的前提下，來切實滿足外來務工人員和高校畢業生在大中城市的住房需求，減少他們的住房支出。
財富過度集中在房地產市場
擴大優質製造業的投資。2008年實行的經濟刺激政策，大量資金被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製造業的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也就是說，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所拉動的。但是大規模基礎設施只是起到一個優化經濟活動外部環境的作用，基礎設施並不具有直接的生產效應；製造業投資放緩卻意味著基礎設施的外部性難以轉化為生產。從根本上說，近幾年來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仍然是一種粗放式的增長，除非在今後的發展過程中促進製造業投資，以將基礎設施的巨額存量所蘊含的經濟價值釋放出來。
然而，財富過度集中在房地產市場，阻礙了製造業投資增長。房地產市場的現狀是一個供不應求的結果，高房價本身也是由於供給相對短缺所造成的。現階段的房地產市場中住房需求更多的是正常需求，購買多套房的意圖也更多表現為投資。催生高房價的供給短缺主要是由於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給問題，同時，在房地產市場並沒有大量供給動機和外部監督壓力的情況下，金融系統向房地產領域的資金融通又進一步減少了房產開發的激勵。增加住房供給是解決當前房地產市場房價過高困境的必然選擇，但是保障房計劃本身也有一些弊病，如需要通過政府開支的增加和對社會機構、企業的激勵來完成，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意味著對政府財政壓力的增加；公租房和廉租房的定價機制難以設定，過高則失去保障的意義，過低則難以彌補保障房的維持費用；保障房的資格審查機制也難以構建；同時，政策性住房供給的增長過快，會打亂房地產的市場運作。制度設計需要更詳盡考量。
投資真的過剩了嗎？
中國經濟長期快速的發展不僅是投資增長造成的，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也是至關重要的。投資增長本身促進了技術水平的提高，產生了全要素生產率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大幅提升。這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本意是一致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力引進外國資本，一方面是為了獲得更豐富的投資來源，更重要的是藉此平台獲得伴隨外國資本而來的更先進的技術水平和管理經驗。事實上，初期的外資引進就是以“技術換市場”的理念推動的，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可以說是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國內資本逐漸豐裕，投資行為的類型和活動範圍也發生了改變。
但即使現在來看，還不能說投資過剩，中國還有許多未完成的基礎性建設和保障性建設。袁志剛說，中國過去20年產生4次投資熱潮，分別是1992年、1998年、2003年和2009年。從投資結構看，2009年的投資熱以中西部基礎建設投資和產業的大規模轉移為主，類似於1992年的投資熱，而不同於1998年和2003年，無法在短期內形成供給能力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加上2009年的寬鬆傾向政策和大量的流動性注入，結果只能是通貨膨脹。
中國製造業所謂的產能過剩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落後產能的大量存在只是部分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產業結構的相對落後和消費能力的相對低下。實際上，中國投資增量雖然很大，但這只是工業化特定階段的產物，存量並沒有呈現“過剩”的特點。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經歷了100多年，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存量。而中國的工業化只經歷了30多年時間。目前，中國人均鋼鐵蓄積量只是美國、日本的1/3；汽車人均存量是美國的1/20，日本的1/15；商用飛機人均存量是美國的1/25；高速公路人均量是美國的1/6，德國的1/3；挖掘機人均量是美國的1/2，日本的1/6；推土機人均量是美國的1/10，日本的1/2。而從經濟總量而言，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樣龐大的體量與相對不足的人均，意味著中國的資本存量還遠沒有完成，發展空間還很大呢。
潛在經濟風險何在？
現在比較危險的問題主要有三個：通貨膨脹難以抑制，低效投資大量存在，金融系統壞賬高企。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延續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奇蹟，根本在於能否緩解這些潛在的經濟風險。
先來看通脹。這輪通脹的持續時間和持續強度取決於一些基礎制度建設，如匯率制度、土地制度、產業政策等，這些因素將在長期產生影響。匯率制度問題主要影響貨幣供給，也即是從需求方面發生影響，土地制度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則作用於供給層面。像土地批租制度客觀上減少了土地的市場供給量。
在現行土地制度下，農村土地無法通過加入市場運行實現資本化，高房價催生的高地價並沒有給集體土地的相關主體農民帶來切實的收益。中國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或財富貯藏形式就是土地，中國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由於土地無法資本化而使得農民進城的機會成本過高，限制了勞動力市場的統一，也造成東部持續工業化必須依賴於不穩定的勞動力流動。在此基礎上，不僅人力資本不能通過持續的就業形成積澱，大量民間資本也無法有效投入到產業結構升級的領域，僅能依靠微薄的人口紅利帶來微薄的收益，對應的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緩慢提升及難以避免的下降趨勢。
此外，通脹的一個潛在根源在於工資水平增速相對於勞動生產率速度過低，通脹預期又會強化工資上漲的要求，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雖然尚未造成顯著影響，但肯定會成為未來通脹的重要推力。
與之相關的是低效投資。“十二五”規劃強調了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政策導向，使其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推手。生產性服務業是特指為保持工業生產過程的連續性、促進工業技術的進步產業升級和提高生產率提供保障服務的服務行業，是與製造業直接相關性的配套服務業。重點發展第三產業能夠提供更多就業崗位，但是第三產業必須以第二產業的發展作為基礎，因此促進民營資本投入製造業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否則生產性服務業將失去服務對象，出現服務業的“產能過剩”。
現在值得憂慮的是勞動力流向出現的複雜現象東部地區相對於西部地區的優勢被高通脹和高房價消耗殆盡，大量中西部地區民工不再外流，產業在區域間的重新佈局似乎正在進行。而重新佈局肯定會導致生產率增速的下降，因為東部地區的服務性資源短期內是中西部難以通過大規模基礎建設替代的。
中國經濟潛在的第三個風險，就是金融業壞賬過多。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只有通過轉化為對工業發展的巨大推力才能逐漸緩解壞賬風險，過快過急地將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會減弱工業發展的集聚效應，不利於充分利用現存基礎設施存量的巨大外部性。而地方政府擁有大量國資可以用來進行融資，但是保障房計劃的實施可能對房價產生衝擊，進而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減少，債務負擔增加。長期來看，只有通過加快產業升級和促進民企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阻止金融系統積聚的風險引發新的經濟危機。
物價僅是貨幣現象？
研究表明，貨幣供給對CPI的解釋力在2003年之後變弱。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在顯著提高，但貨幣化程度與通脹並無明顯關係。2000年初，M2為12.1萬億元，M1為4.7萬億元；2010年末，M2為72.6萬億元，M1為26.7萬億元。11年分別增長了5倍和4.7倍，而同期GDP增長了2.9倍。貨幣化程度顯著提高，由2000年的1.32增至2010年的1.82，但貨幣化程度變化與價格水平波動並無明顯關係：2002年之前，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價格水平卻出現下降；2003年至2008年，貨幣化程度有所降低，通貨膨脹卻創出新高。
當傳統意義上的貨幣供給（M2或M1）近年來對通脹的解釋能力在變弱，當開放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央行控制M2或M1的能力也在下降，我們就應該關注實體經濟的變化對價格水平的影響了。比如：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升級，帶動食品、能源等商品價格上漲，而且，由於食品、能源的供給彈性較低，因此需求增長會帶動價格更快上漲。另外，居住價格上漲也是引發通脹的重要因素，目前居住價格對CPI的貢獻已接近20%，資源性產品的調價進一步增加了居民居住類成本的支出，加大了居住價格的上漲壓力。在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各地出台各類限購令的背景下，購房者由買轉租，租金價格也將快速上漲。
又如：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要素價格推動型通脹形成的一個關鍵前提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幅度跟不上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因為如果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就能消化掉各類要素成本上漲帶來的產品價格上漲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那些勞動生產率提升空間較大的行業，尤其是對自然資源和勞動力依賴程度較低的先進製造業，其吸收要素成本上漲的能力就比較強。
對於中國目前的通脹，總需求拉動在先，總供給衝擊在後，帶有強烈的結構性特徵。因此建議面對此輪通脹，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並不能有效控制，而必須從如何增加有效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入手，必要時還要政府配合實行各種供給政策，給企業減負，刺激企業創新，努力增加供給，重現2003-2007年高增長與低通脹的"黃金組合"。
